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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燕园洋弟子

2017-03-31 09:13:00来源:20区编辑:转角遇见你

光阴|燕园洋弟子


本报记者

梁梓琳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级本科生

杨映雪 外国语学院2016级本科生

黄先聪 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本科生

王子欣 外国语学院2014级本科生

杨慧敏 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

贺依林 医学部临床医学院2016级本科生


“你出生在哪个省份?”

 

“我是地地道道的罗马尼亚留学生!”

 

1956年,北大留学生罗明(Romulus Budura)作为翻译随朱德总司令出访罗马尼亚。闲谈之中,罗明一口流利的汉语让朱德误认为他是在中国长大的罗马尼亚人后裔。听到回答后,朱德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那时,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罗明已经在中国学习了六年汉语。



开门办学学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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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得以进入北大的契机要追溯到50年代。1950年7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在清华大学正式设立,新中国开始与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留学生交流。两年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留学生语言专修班形成建制并划归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文系教学研究的新任务。

 

罗明随之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求学期间还得到过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的亲自指导。如今,曾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成为“罗中关系”专家的他,仍为成为“头五个会说中文的罗马尼亚人之一”而感到自豪。

          

罗明在学汉语

 

从1952年罗明等留学生来到北大开始,北大在随后的14年间接受了近2000名留学生,占当时全国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北大还特别招收了大批朝鲜、越南留学生以支援两国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建设事业。

 

在此时期内,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我国对接受、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指导思想是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为兄弟国家及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培养人才。为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北京大学还专门为留学生配备了学生辅导员,辅导员与留学生们同住一室或同楼不同室,对其学习与生活予以关怀和照顾。


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

 

持续十多年的留学生教育在1966年中断。大部分留学生按规定办理了休学,回到自己的国家,留下来的被编入工农兵学员体制。直到中美关系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留学生教育才又一次复苏,不少西方青年怀着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慕名而来,想要亲眼见识一下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70年代初,全国各院校纷纷实行“开门办学”——师生一同参观走访工厂农村,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看似与正常教学关系不太紧密的时代安排,却激发了留学生们的新鲜感。

 

当时,中国学生大多去学工学农,空荡荡的校园,让剩下的留学生感到索然无味,更与他们来华的初衷相去甚远。于是留学生们多次申请和中国学生一起去劳动,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校方经过内部讨论,同意了留学生们的请求。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德国留学生约尼?埃林(Johnny Erling)就曾于1976年5月奔赴北京红星人民公社,在农民的炕上睡了21天。从未接触过的“炕”给他和他的留学生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火把我的床单熏成了棕色!”

 

留学生们一般上午从六点工作到十二点,下午听两至三小时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工作内容即普通的农业劳动:锄草、嫁接、插秧、修路等。这些农活看似简单,对这些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的留学生而言却很是为难。埃林对插秧记忆犹新,眼看着使劲插进去了,可没过多久,秧又全部浮了起来。他只好在公社社员重新插过一遍后自嘲为“人民公社的破坏分子”。

 

同年,来自新西兰的康浩(Paul Clark)被安排到了首都钢铁厂“学工”两周。白天他要仿照工人们,将沙子掺和进机械零件的模具里,晚上则进行政治学习。一天的劳动结束后,去工人浴室洗个热水澡冲净泥沙,在康浩看来也成了一种享受。

 

“开门办学”使当时的留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普通中国民众。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他们向农民、工人们了解了有关组织结构、收入分配、男女平等的种种问题,甚至连外交官和记者都经常邀请他们吃西餐以询问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对这些问题的切身体会,也让这批留学生日后从事中国社会变迁、经济改革史等学术研究时,拥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优势。埃林现在是一名资深的德国驻华媒体人,而康浩的亲身经历,被写进他的专著当中。

 


“陪住”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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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留学生国籍和数量的增多,留学生住宿管理开始实行陪住制度——学校派遣一个中国学生和一个留学生同住一屋,以帮助留学生更快、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学习生活。同住一个屋檐下,不同的文化自然就会迸发出交流、碰撞的火花。

 

历史系1978级本科生,现任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就曾在1981年被派为菲律宾籍留学生吉米(Jaime A. FlorCruz)的“陪住”。在那个物资匮乏、舶来品还很稀缺的年代,吉米让他第一次尝到可口可乐、第一次见到带松紧的牛仔裤、第一次收听外国音乐的盒式磁带。

 

同住的日子久了,两人对彼此的影响越来越深。吉米喜欢在宿舍里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这份对音乐的热爱感染了李孝聪。多年后他去英国利物浦访学,特地前往甲壳虫乐队的纪念馆参观。而曾在西藏工作十年的李孝聪,则常常给吉米讲述在边疆的故事。后来,吉米真的穿上李孝聪送给他的在西藏工作时所用的军大衣,踏上了奔赴西藏的旅程。

 

吉米在26楼前留影

 

相比之下,历史系1979级本科生王惠民和他的美国籍留学生室友毛天赐(Matthew Mouw)的相处就没有那么“温情”了。他俩常向对方讨教各自语言中骂人的话,有时还开开玩笑互相“攻击”。认识不久后,王惠民就给毛天赐起了个小名——“阿毛”。而汉语书写尚不过关的阿毛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啊毛”,还“送”给王惠民一个新名字——“王崽民”。

 

有一年春天,隔壁的德国留学生突然来敲王惠民的门,告诉他阿毛在楼下摔断了腿。王惠民随手关上门就直奔楼下,顺着阿毛的呻吟声找到了他。抱着一条长腿痛苦万分的阿毛却坚持不去医院,要室友背他回房间。王惠民只好吃力地把他背起来,一步一步开始攀登。上了好几层楼,终于到最后一级台阶了,孰料阿毛却突然窜下来,活蹦乱跳地大喊一声:“April Fools' Day!”这下,王惠民算是彻底领会了西方“愚人节”的含义。

 

百周年校庆时,王惠民专门撰文回忆了15年前和“这个家伙”的种种逸事。阿毛在他毕业纪念册上的题字,他至今犹存,“‘所部受惠’,谢天谢地,没有写成‘所部受崽’。”



你看中国,我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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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留学生教育也逐步走向多元化。前30年政治因素的推动作用渐渐弱化,更多的留学生带着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期望来到燕园。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学校开始组织留学生们进行教学实践。因为留学生大多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每次实践的选址也基本落在了近现代的重要历史地点上。

 

日本留学生秦佳朗(Hata Yoshiaki)就对当年的教学实践印象深刻。

 

1982年,历史系组织留学生南下,参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展览。参观途中,一个平时与秦佳朗关系亲密的泰国华人留学生突然哭了起来,并且不愿再理睬秦佳朗。这让他非常失落。法国留学生也建议,由于有日本学生,不应参观类似的纪念场所。

 

“不是日本国民不好,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不好。”中国同学的一席话让秦佳朗松了一口气。当晚,他与泰国同学彻夜长谈,终于取得了相互理解。

 

除了历史教育,感受中国文化也是“第二课堂”的重要部分。观看京剧、杂技表演,爬长城,登香山,参加天安门、故宫、天坛、地坛等游园庙会活动,都是当时留学生活动的常规项目。因为一位斯里兰卡留学生的提议,留学生办公室还曾多方联系,在清晨五点四十分带领八位留学生到雍和宫聆听喇嘛的诵经。

 

在全方位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北大留学生也开始展示自我,让更多的中国人通过他们了解世界。从1988年表演唱《让世界充满爱》登上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新年晚会开始,北大留学生先后排演的近20个文艺节目在电视上亮相。其间诞生了“大山”(Mark Rowswell)这样闻名全国的“洋名人”。

 

在排练小品《夜归》时,本来设计的台词是,剧中妻子说出“我都三个月了”后,大山一边挠头一边问“什么三个月了”。没想到大山却接道:“不对吧?我都出差半年了,不可能!”刚来中国不久就如此了解中国人的语言思维,这让在场的人又惊又喜。1989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夜归》一炮而红,大山不太地道的北京话“多丢份儿”让许多中国观众从此记住了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北大留学生。

 

随着留学生国籍的增多,文化的独特与多元也愈发显现出来。传统的文化展示形式已经满足不了这帮“洋弟子”了,他们计划搞一场“大事情”。

 

2004年4月25日,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广场上,搭起了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精心布置的展台,这是北京大学第一届国际文化节的现场。

 

第一届国际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来自伊朗的孟娜,连续参加了2004-2008年五届国际文化节,堪称“五朝元老”。那段时间,北大只有她一位伊朗学生在读,人手和资源都相当匮乏。但孟娜坚持策划,“我想通过这个小小的展台,尽量消除人们对伊朗的误解”。她从伊朗带来挂毯、手工艺品装饰起展台,又联系驻华使馆,得到了许多传统艺术品;还自己身着古老的民族服饰,摆起表达祝福的祭桌“七辛桌”。


2016年,国际文化节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参与的国家地区、吸引的参访人数也越来越多。留学生们以此为平台,通过北大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文化。


“原本只是为了试作,结果成了一幅杰作。” 国际文化节的创始人之一,贝宁籍留学生吉尤姆(Moumouni Guillaume)作了这样的总结。


从1952年算起,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留学教育已经走过了65年。如今,仅这一春季学期,校园里就有来自全球近130个国家的约3600名留学生。他们可能是同一堂课上的同学,同一个社团的伙伴,在2014年元培学院试点“中外合住”后,他们也成为了和中国同学朝夕相处的室友。

 

65年来,他们来到这里,希望借由北大认识中国。而更多的中国学生,也借由他们认识了世界。不同的国别也许意味着不同的课程、不同的作息、不同的要求,但相同的是“我们都是北大的青年”。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燕园流云:世界舞台上的北大外国留学生》

王惠民《北大往事1977—1997:阿毛逸事》

 

图片源自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网站

微信编辑|黄家明


北大青年(pku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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