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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逸事|孙克恒:扶掖文学新人

2016-05-03 16:53:00来源:20区编辑:转角遇见你

师大逸事|孙克恒:扶掖文学新人

孙克恒(1934—1988)山东烟台人。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兰州大学、兰州艺术学院任教,1962年后任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授,西部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谈诗和诗的创作》、《现代诗话》、《中国当代西部新诗选》等。
校园诗人
在北大上学时,我们班上写诗的同学不少,写得很多,为人所知的,有孙克恒、薛雪、袁行霈、王中林、金炳喆、陈志明我们几个人。也许还有一些人写得既多且好,但由于他们写出来便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不显山不露水,也便不为人所知。
孙克恒来自山东海滨城市烟台,我们认识得较晚,但由于第二学年之后,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宿舍里,睡在一张双层床上,他睡下床,我睡上床,直到毕业时才分开,因此我们成了终生挚友。
孙克恒天资聪颖,又极用功,各门功课都学得好,在大学里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坚实根基。他喜欢古典文学,尤爱古典诗词,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嵇康、鲍照的作品颇有研究。他写诗,写得很多,多是写大海的。他的诗写得沉郁深邃,色调斑斓,有悠远之感,这同当时流行的那种明朗而又直露的诗很有些不同,似乎有着沉重的感念和蕴藉的内涵,耐得住咀嚼,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的诗有点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他只是一笑置之,依然那样地写下去。看来,他是有着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追求,不愿逐时随俗。然而,那样的诗在当时是很难公开发表的,他似乎没有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过诗,只是在校内的诗刊和后来的《红楼》上发表。
那时,我们都迷恋着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也欣赏苏联诗人叶赛宁和伊萨柯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吕荧译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新版本刚一出版,我们便各自买了一本,天天朗读,爱不释手,我们甚至能够整段整段背诵。那年春假,班上组织同学们到西山去春游,我俩便带了这本书。午餐后,我和克恒躺在碧云寺松林里的草地上,用汉俄两种语言朗诵书中的诗句(我们还有一本俄文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我生来爱好平静的生活,爱好乡村的寂静。在乡野里竖琴的声音更加响亮,创作的幻想也更为生动……” “春天,春天,恋爱的时光,你的出现使我多么悲伤……”念着这些诗句,我们心摇神荡,心猿意马,美好的情致和青春的幻想充满胸怀,那情状至今仍历历在目。
克恒为人热情,待人诚挚,同别人相处得很好。他的开朗性格中又带有几分谨慎,豪爽中又有更多的精细,他有才气但并不浮躁,性喜表现又并不张扬。他的性格既是外向又是内向的,两者相得益彰。与同学们研讨学问时,他喜欢争论,是班内有名的“好战分子”。争论起来便不免激动得面红耳赤,浓重的胶东乡音,加上双手乱挥,颇有些慷慨激昂之态。争论到最后,又常常是以一阵爽朗的大笑为终结。于是偃旗息鼓,又埋头去读书,仿佛并不曾发生过那场争斗。
逃离理发馆
克恒平日生活极简朴,衣着朴素,一件黑色棉衣穿了四年未曾换过,但又总是干干净净。我不太了解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只知他家中有一位老母亲,也不知她以何为生,看那境况是不太宽裕的。他自奉甚严,用钱很仔细,从不乱花钱,除了买书和必不可少的零用钱,没见他浪费过一分钱。不过,每次假期从家里回来,他总要带回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他常常带回极受同学们欢迎的对虾干和高粱饴,那对虾干味道极鲜美,同屋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常有打牙祭的实惠,吃饭时带几颗去,夹在菜中吃,平时也常抓几颗放在嘴里慢慢嚼着。
1956年夏季的学年考试,复习时间很长,前后长达20 多天,每复习四五天,才考一门功课,这门考完,再复习下一门的功课。考试结束之后,就要放暑假了,我想回家去过暑假,同屋的孙克恒也要回家。回家之前的一天,我们搭伴去进城,想买些东西带回家去。
我们来到了东城,走到东华门附近,见到一家理发馆,我们忽然觉得都应该理发了,便走进了这家理发馆。
这是一家规模并不很大,也并不十分豪华的理发店,我们进去后,见理发员们都忙着,便悄悄地坐在那边的排椅上等。等了一会儿,那边一个理发员向我们说:“理发吗?请先付款。”我忙走上前去付款,理发员说:“八毛一位。”我怔住了,不经意地说:“两位……”“两位一块六。”
我简直呆住了,似乎是听错了。在学校的理发馆理发, 连理发带吹风,才一角五分,而现在,一个人八角,两个人就是一元六角。这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实在是不敢想象的事。我在中国书店买一套《樊川诗集》,线装本三册,才花去一元多,而理个发就一元六角。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回头望了一下孙克恒,他也红着脸,说:“走吧!不理了。”我便转过身来,他也从排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们一同去找门口。谁知走到那里却不是门,而是一扇玻璃,只好又折回来,另找门口。我们羞得无地自容,只觉得满屋子里的人,他们的眼睛全投射到我们这里来,都在讥笑这两个胸前别着北京大学校徽的穷小子。我们好容易找到了出口,简直是夺门而逃了。
出了门口,紧走几步,我们这才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弯了腰。我们回头望了这家理发馆,这里仿佛成了我们受到屈辱的地方,是我们的“大耻”纪念地。此后很多年,每当我走到这里,便想起这件事,脸便羞红起来。
(徐延海摘自马嘶《负笈燕园》)
父亲的书和信
此刻,坐在桌边,面前的书柜里,父亲的藏书我们依然珍藏着,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上街的情形。总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出去,走到书店附近,父亲就不肯再走,我们陪他在一排一排的书架前留连,往往父亲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神情专注的几乎忘了还有我们同来,最后,我们只好先走。在饭桌已布置好了的时候,父亲才夹着几本新书匆匆而回,那神情像是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
每至夜晚,父亲就坐在书柜之间简陋的书桌前,有过很多次,我躺在父亲的书房中用几个书架隔开在里面搭成的小床上,一觉醒来,还听见笔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微微的翻动纸页的脆响,从书架的空隙中望出去,温暖的灯光下,父亲伏在桌上的背景显得那么安静,那么瘦弱,然而这一背景留在我心里的不仅有感动,还有敬仰。
书,陪伴了父亲的一生,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旅程。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仅仅书多,而且信也多。每次出差之前,他都嘱咐我到系里去取信,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信一封一封排在他的书桌上,等他回来,父亲总是仔细读每一封信,尽可能的给每一位来信的人回信。
在信件中,他和他的同行们讨论着诗歌,交流着文学主张,相互寄送各自出版的作品。有时也邀请一些知名的学者来兰讲学,比如谢冕、袁行霈、江枫等等。信件成了父亲把握思想前沿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常常想,父亲之所以能在自己的思想和诗歌当中保持一种新鲜的生机,应该与他这种 不仅仅关注书本和校园内学问的做法大有关系吧!
在父亲的信件中,有许多是与父亲素未谋面的青年人写来的,他们怀着热切但又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作品寄给父亲,然后就盼望着能得到他的指导和评价,而父亲无论怎样忙,来信的人又是怎样的没有文名,总是认真的回复。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退伍战士,送给父亲亲手用弹壳做成的工艺品,这位战士是在老山前线的“猫耳洞” 中看到父亲的评论文章后,给父亲寄来他的诗请求指导的。父亲看后很高兴,把其中的一部分读出来给我们听,并当即写了回信。从此他们长期保持着书信联系。这次,他复员退伍,便专程来看望给了他许多鼓励和帮助的老师。
我只是在长大以后,才慢慢体会到信件在父亲生活中的意义,而当时,年少的我,看见写着各种地址的信封,只是觉得迷惑和有趣而已。(孙沂)
扶掖文学新人
孙克恒在兰州3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每当在学生中发现文学创作或文学评论方面有才华的苗子,他的脸上立刻就浮现出舒心的微笑。多少个漫漫长夜,在那间卧室兼书房中,他同有志于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的学生一起修改稿件,探讨问题,促膝谈心。他也时常领着那些文学方面崭露头角的学生,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作家、诗人、评论家的学生,奔走于省市文艺报刊编辑部,向编辑推荐人才,推荐学生的处女作,请求报刊积极扶持文学新人,促使他们迅速成长,脱颖而出。
他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文学爱好者,也是有求必应,常常给予热情的帮助。1986年的隆冬,他意外地收到一位战士寄自边疆的信和10多首诗。这位战士在信中写道:“过去,我曾在报刊、杂志上拜读过您的诗和诗评,……今寄上几首自认为就是诗的诗,请老师批阅、修改。”看到这些诗和信,他十分激动。写道:信和诗“深深感动了我和我的全家”。一种扶掖青年人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精心修改这位青年军人那略显粗糙和稚嫩的诗,并撰写评论,将诗推荐给有关报刊发表。诗发表了,评论也发表了,给那位远在边疆的年轻战士和他的战友们以极大的鼓舞。
他是文学评论家,喜爱一切形式的优秀文艺作品,但最爱诗、爱诗人。他读诗、讲诗、评诗、论诗,有时还写诗。他盼望诗人的诞生,关心诗人的成长,褒扬诗人的成就。50年代后陇原大地成长起来的不少诗人,几乎都从他那里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教益。他的周围,常常聚集着一批兰州地区的新老诗人。他帮助诗人分析创作中的成败得失,寻找新的差距和新的突破。在向社会推荐诗人佳作上,他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
他一贯把文学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1987年12 月,我去医院看望与肝癌搏斗的克恒老师。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还给我谈起终身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谈起未完成的科研项目,以及要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他的胸膛里始终跳着一颗火热的心;他渴望着在文学教学、文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是,病魔竟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陈自仁)
前线战士的一封来信
尊敬的孙教授:
        您好!
首先,请您谅解,因阵地上没有信纸和稿纸,只好将给您的信和几篇拙作,写在这种我们用来进行射击的修正量纸上。
我是战斗在老山前线一线阵地某部直瞄连的一名军人。我酷爱文学,上中学时最喜欢的课程是“语文”,梦想能考进贵校中文系,但在高考时名落孙山,尔后走进了军营,又走上了战场。
前线残酷、艰辛,时刻都充满危险的环境,并没有丝毫减弱我对文学的酷爱;战场上一幕幕悲壮、亢奋的场面,反而更激起我创作的欲望。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在阴暗、狭窄、潮湿的(猫耳洞)昏暗的烛光下,我写了几十篇反映战斗生活的新闻稿件,写了一个中篇、三个短篇,一部电视剧本,记下了六本战地日记。只要我在前线生活一天,我就一天也不会停止练笔。
过去我曾在报刊、杂志上拜读过您写的诗和诗译,……今寄上几首自认为就是(诗)的诗,请老师阅、修改一下,如果能在报刊上刊用,就请您送去。
如果拙作能发表,请您转告编辑同志,我不要名誉(发表时隐去我的名字、只写上“一名前线的军人”就行了),更不要稿费,我只想用这些拙作,换些报纸或刊物让战友们看,因为我们前沿阵地的生活太枯燥了;没有战争任务时,在猫耳洞里,别说电影电视,就连报纸也不容易看到。……有一次,一个同志寄来的包裹内包了一张《青年晚报》,大家不去抢吃的,而是你抢我夺争着要报纸。实际上这张报已是两个多月前的旧报了。
孙老师,我真不知怎样写诗,也不知我写的这些是不是诗;但这却是我把自己真挚的情感,我的热泪,倾注在笔端,又从笔尖上流出,落在纸上。如果不能利用,请您在百忙中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猫耳洞外,又落下了敌人的炮弹,震落下几块泥土。我要去战斗了。
前沿阵地的枪炮声,更激烈了...........
一名战斗在前线的年轻军人
李正伦        
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午
来源:《西北师大逸事》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1
策划:子涵     美编:侯子一
责编:陈英皞 编辑:陈英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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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大(NWNU_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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