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科技娱乐体育干货女人设计时尚旅游美食语录健康

齐泽克 | 如何“重新开始”(下)

2016-02-14 20:33:00来源:20区编辑:转角遇见你

齐泽克 | 如何“重新开始”(下)

点击阅读 齐泽克 | 如何“重新开始”(上)






如何“重新开始”(下)

斯拉沃热·齐泽克  /

戴宇辰  /

 

因此,共产主义理念的坚持在于:它存在于自身的诸种失败之中。它将理念实施行动之失败,化身为一个幽魂,一次又一次地返回现实。这一永不停歇的坚守正如贝克特被引用的词句:再尝试,再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是进步。这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后现代左翼(postmodern left)的箴言在于,我们必须彻底地抛弃雅各宾-列宁式的中央集权主义。或许,现在是时候将这一箴言反转过来,承认雅各宾-列宁主义正是今天左翼最缺乏的思想资源。今天,比以往更为迫切的是,个人应始终坚持巴迪欧所言的共产主义的永恒理念,或者坚守其恒久形式invariants——它的四种基本理念,从柏拉图经由中世纪到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的发展而来:严格的平等主义正义、规训式的恐惧、政治自发主义(political voluntarism)、和相信人民。这一理念矩阵并没有被任何后现代、后工业、或者任何以为标志的理论取代。然而,直到现在,直到当代这一历史时刻,正如柏拉图式的理念(Platonic Idea)所坚持的那样,这一永恒的理念仍然在每一次失败以后返回现实。用哲学-神学(philosophico-theological)术语来说,这里错失的恰恰是一种优先的关联性,将这一理念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相关联(同样,在基督教中,永恒的理念之塔的矗立与倾倒伴随着耶稣的诞生与死亡)。今天的星丛(constellation)之中存在这一种特殊的情境:许多心知肚明的分析者已然阐明,当代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抵抗的逻辑。让我借用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的精湛论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如何克服总体化常态(totalizing normality)之逻辑,以及其如何接纳其漂移之过度(excess):

 

越是多变,越是游移,越趋近理想。常态(Normalcy)的根基开始抽离。限制性的规则开始松动。这一常态之去稳定化(loosening of normalcy)是资本主义动力学的组成部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解放,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权力形式。它不再依赖规训式的权力去规定一切。资本自身的力量产生了这种变异——因为市场开始穿透社会机体。资本产生了诸种变迁,以及一个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只要你付了钱,任何古怪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资本主义开始加强或者多样化情感需求,仅仅只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它劫持了个体的情感,为了增强其获取利润的能力。严格来说,它将情感明码标价valorize)。这一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之逻辑,开始接管与之相关联的各个领域,也包括政治生态领域以及身份抵抗和道路预测之伦理领域。这一现状是令人困扰及迷惑的,因为在我看来,似乎在资本主义权力之动力(the dynamic of capitalist power)与抵抗之动力(the dynamic of resistance)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收敛(convergence)形式。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时代中,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的秘密希望寄托于劳工代表议会(soviets)所形成的直接式民主,亦即工人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我管理的形式。症状性(symptomatic)的问题是,伴随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持续萦绕的解放性阴影是如何业已消失在历史之中。这难道不是这样一种事实的最终确证:民主社会主义之议会版仅仅是官僚社会主义之幽魂式的二重身(spectral double),它所承载的内在之僭越(transgression)并没有对其自身之实体性内容产生任何的影响(并不能作为社会之永久性的基本组织原则)?这恰恰是黑格尔式抽象的否定abstract negation)之深远教训:一个星丛的终结并非其反作用力(counter-force)的胜利,它同样也是其反作用力自身的失败。

 

当然,平等主义-解放式的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并不是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斗争版本。但它却激进地改变了诸种解放斗争的术语:敌人不再被视为稳固的、等级制的国家政权(State)。那么,我们将如何去进行革命,去变革自身裹挟着持久自我革命(self-revolutionizing)原则的制度呢?与其说寻找我们当前面临困境的解决方法,不如说共产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它难以找到打破市场-国家框架界限的出路,并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体系得以参考。正如布莱希特(Brecht)在《共产主义赞歌》(In Praise of Communism)中的描述:最简单的事正是最难的事,如此困难,无法着手。

 

黑格尔式的回应在于,这一问题/僵局本身正是其自身的解答——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认为共产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之中,仅仅只需要一个纯粹的形式上的倒置。我的假设是:倘若事实的真相在于,当代资本主义之动力,因其无世界性worldless)和对于所有稳固秩序持久的破坏,开辟了一个革命斗争的空间,以至于这一空间将会打破其反抗与重新铭刻之邪恶循环;也就是说,革命空间将不再遵循一种事件性的内爆模式,在这一内爆之后,社会往往重回正轨。相反,它将承担其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ordering),旨在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混乱失序(disorder之任务,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在反抗之外,我们必须仍然坚定地构建一种新的秩序。(这难道不是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深刻教训吗?)这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实现共产主义理念,为什么关注资本主义本身是如此至关重要的原因:今天,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动力,激进地更改了共产主义斗争的坐标——敌人不再是在其症状性的扭结点中被颠覆的国家政权,而是永久的自我革命之流(a flux of permanent self-revolutionizing)。

 

因此,我希望提出两条关于国家与政治之关系的公理:1)共产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反国家-政治(anti-statist politics)的失败所导致的。这一政策试图打破国家的诸种限制,将国家性的组织形式转变为直接式的、非代表制的(non-representative)自我管理形式(委员会”[councils])。2)如果我们没有关于以何种组织形式取代国家的成熟观点,我们就无权从国家中抽离/撤退出来。与从国家形式中抽离这一事实相反的是,真正的任务在于使国家以一种非国家的(non-statal)形式运行。在为了国家政权而斗争(这使得我们陷入与敌人同样的境地)和从国家中抽离出来,寻求一种与国家政权保持距离的抵抗两者之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错误的。因为两者共享了同一种假设:我们所知的国家形式是存在的唯一形式,所以我们能做的仅仅只是接管这一政权,或者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里,个人必须坚定地重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中的教义:革命式暴力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接管国家权力,而是改变它,激进地颠覆其作用形式、它与其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等等。这里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要素——布伦特?索梅尔(Bulent Somay)正确地指出锚定无产阶级这一位置的特性在于完全的否定性:其余阶级(潜在的)存在着成为统治阶级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使得自己成为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

 

使得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代理人,为他们提供革命式的任务的要素并不是他们的贫穷,也不是他们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更不是他们与(主要是工业)生产方式的邻近性。正是他们结构上无法将自己组织为另一种统治阶级的这一事实,赋予了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是历史上唯一一种(革命)阶级,他们在消灭其对立面的同时消灭了他们自身。

 

个人应当从这一论点之中得到唯一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某种(必要的)矛盾修辞(oxymoron),而非以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所组成的国家形式(State-form)。只有当国家产生了激进的变革,依托于普遍参与的新组织形式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拥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为何,在徒有其表的虚伪形式之外,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的巅峰时刻仍然包含着真理:当整个社会的根基已经被大清洗运动粉碎之后,新的宪法宣告了苏维埃权力阶级角色的终结(选举权重新归还给之前被排斥的阶级成员)。社会主义政权被称为人民民主”——这无疑暗示出他们并非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问题再一次的是,如何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呢?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他跟我们不是一类人,但也不是一个彻底的白痴)评价道,如果在百年之后要为某一位人物建立丰碑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发明并实现了所谓的亚洲价值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Asian values)。这一威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缓慢但却实实在在地扩散至了全球各地。在决心改革之前,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大加赞扬了这一政治模式,认为其是值得效仿的对象。这一改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直到那时,资本主义仍然被视为与民主紧密相关——当然,后来也有着资本主义导向直接独裁的时刻,但在一二十年后,资本主义往往又重归民主(回想韩国与智利的例子)。然而现在,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联已经彻底被打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直接的(非民主的)维权政体?除去诸种文化差异之外,当代资本主义之逻辑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这正是今天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知识劳工intellectual labour)的主宰性(或者说霸权性)地位是如何影响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其客观条件分离,以及革命意味着主体对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重新占有这些基本要义的呢?诸如网络、生产、交换和消费领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甚至于潜在的相互认同(identified):我的产品直接地传递给他者,并迅速被消费掉。马克思经典的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形式,但这一论点不得不被激进的重新思考: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ur)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藏身于客观性的物质表皮之中,反而就是我们日常剥削的物质实践(material of our everyday exploitation本身。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在卢卡奇的(Lukácsian)意义上去谈论经典的物化reification)问题。社会关联性(social relationality)之流动远非隐秘不见,而恰恰就是市场与交换之物质客体:在文化资本主义cultural capitalism)之中,个人不再出售(和购买)带有文化或情感经验的物品,而是直接地出售(和购买)这种经验。

 

我们必须承认奈格里抓住了问题之所在,但他的答案显得太过简单;他的出发点在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于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变革的表述:

 

固定资本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智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直接的生产力来源。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活进程之境况已经由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ual)所掌控,并且伴随着其不断变化。以至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并不仅仅表现为知识的形式,而且已经作为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进程的直接器官(immediate organs)。

 

随着普遍社会智识的发展,生产性的劳动力productive power of labour)本身已经成为了最强大的生产力。从一个直接生产进程之视点来看,它可以被视为固定资本的生产。这一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同时,由于资本组织其剥削的手段在于固定资本对活劳动(living labour)的剥削,在这一时刻——“人本身与他的普遍社会智识成为固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剥削之社会基础就被逐步瓦解。资本扮演了纯粹寄生性(parasitic)的角色:伴随今天全球互动媒体的兴起,创意发明再也不是个人化的(individual),它直接地与共同品之部分相关联。以至于,任何尝试通过版权将其私有化的企图变得问题重重——进而,严格说来,财产就是盗窃。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微软这样的公司的如此行径——组织和剥削创意认知的诸种独一性(singularities)之集体协同(collective synergy)呢?唯一遗留的任务似乎在于去构想知识劳工如何消灭雇佣关系,因为工业对于知识性工作的控制已经过时(dépassé。新的社会运动所象征的是,工资时代结束了,我们已经从工作与资本关于工资的对立进入诸众(multitude)与国家(State)关于恢复居民收入之间的对立。这里存在着今日社会革命转变之基本特性:个人不得不使得资本承认共同品之重要地位。如果资本并不遵从,个人必须迫使其就范。我们应当提及的是奈格里的精确构想:并不是废除资本,而是强迫它使之承认共同品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仍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框架之中——如果曾经有过乌托邦的设想的话,这恰恰就是。下文正是奈格里如何描述今日之生命政治式资本主义(biopolitical socialism)与诸众生产性之断言的接近之处:

 

今日之图景一方面是商品之循环,信息之网络,劳工之激进游牧化(nomadism),以及对于这些动力性因素的残暴剥削……但另一方面也是持久的、无法耗竭的过度(excess),诸众的生命政治权力,以及对于统治性制度的结构控制能力之僭越。如果这些充满潜能的社会催化要素真正付诸实施,那么社会就将构型……不可及的自由置身于这一剥削之总体与工作之禁令的现实之中,它也正是控制性权力不可化约的残余。即使自由可以反对自身……逃逸线(lines of flight)也仍存在于这一矛盾之中:苦难常常是生产性的,但绝不是革命性的;真正革命性的要素在于过度、超溢(overflow)以及权力。

 

在这里,我们遭遇的正是生产之流(productive flux)的标准后黑格尔式矩阵(post-Hegelian matrix)。相对于试图征服和控制它的结构总体性来说,它总是一种过度。但是,倘若我们采取一种视差式的转换(a parallax shift),我们将资本主义网络自身视为生产性的诸众之流的真正过度,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倘若,一方面诸众当代之生产直接地生产了生命本身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它也持续生产了一种资本之过度(这种过度甚至是功能性的冗余),结果又会如何呢?为什么直接性的生产关系仍然需要资本主义关系之中介?倘若真正的谜团在于:为什么这种持续性的、游牧式的分子molecular)运动需要一种寄生性的摩尔molar)结构(这一结构欺骗式地呈现为其无法抑制的生产力之障碍)?为什么当我们消除这种障碍/过度,却同时失去了由这种寄生性过度所抑制的强大生产之流?这同样意味着,我们必须倒转拜物教的命题,倒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倘若由哈特和奈格里推崇的、直接的生命生产是一种虚假的表象,倘若在它之中,无法可见的(非物质的)物与(真实的)物之间的关系呈现为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结果又会如何?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1968年的抗议(在我们看来)将其斗争对象视为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工厂,学校和家庭。结果是,每个领域均相继地投身于后工业转变之中:工厂-工作逐渐地呈现为外包,或者,至少在发达国家之中,它们已经以后-福特式的、非等级化的互动团队协作模式被重新重组;长久的、灵活性的私人教育逐渐代替普遍的公共教育;诸种灵活的性别协调模式正逐步代替传统的家庭组织。左翼迷失于他们胜利的时刻:直接的敌人已经被击败,但却替代为一种更为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在后现代资本主义之中,市场正侵入全新的领域,那些迄今为止被视为国家控制的领域,从教育到监狱和安全,无一幸免。当非物质工作(教育,治疗,等等)被欢呼为直接生产社会关系的工作之时,个人不应当遗忘这对于商品经济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在市场之外的领域现在已经商品化了——当面临困难之时,我们不再与寻求朋友倾听,而是花钱请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解决问题;再也不是父母而是受雇的婴儿看护或教育员去照看婴儿,等等。因此,我们正处于一种崭新的进程之中,旨在对社会进行私有化,确立新的封闭边界。

 

为了考察这些新型的私有化形式,我们需要批判式地变革马克思的概念装置。由于他对一般智力之社会维度的忽视,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对于一般智力本身的私有化可能——这正是知识产权斗争的核心问题。奈格里正确地阐明:在这一框架之下,传统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概念再也无法得以立足——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不断地依靠直接的法律措施得以保障,也就是说,依靠一种非经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剥削正不断地采取租金(rent)的形式:正如卡洛?维瑟尔诺(Carlo Vercellone)所言,后现代资本主义以租金牟利becoming-rent of profit)为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直接的集权形式是至关重要的:旨在强加(武断的)榨取租金的法律手段,而这一现状再也不是市场所自发地spontaneously)产生。也许这里存在着今日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虽然它的逻辑是去管制化(deregulatory)、反国家化anti-statal)、游牧化(nomadic/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ing)等等,但它的朝向租金牟利的核心趋势表明了国家的强有力角色。国家的控制功能日益无所不在。动态的解辖域化过程与增长的国家威权干预、以及其法律装置同生共存,并且依赖于它。因此,在我们历史生成(becoming)之视域下,我们应当辨别出这样一个社会:个人自由主义和享乐主义(hedonism)与一个复杂的规制性国家装置网络并存(并且依赖于它)。今日之国家正不断增强其统治力量,而并非消失不见。

 

换句话说,由于一般智力(知识和社会协作)在社会财富创造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当财富的形式中花费在产品身上的直接劳动时间逐渐减少之时,结果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期的,资本主义本身的自我溶解,而是呈现为由剥削劳动力所获取的利润逐渐转变为由一般智力之私有化所获得的租金。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与微软出售产品的生产成本无关(个人甚至于可以强调微软对知识劳工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他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他能够生产相对于其他竞争者来说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软件,也不在于他对于雇佣的知识性工人更高层次的剥削。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微软可能在很早之前就破产了:人们会倾向于选择诸如Linux之类的程序系统。它是免费的,而且相对于微软的软件来说,更为专业。那么,为何大量的人们还是选择微软的系统?因为微软成功地将自己制定为几乎世界通用的标准,(几乎)垄断了市场,成为了一种一般智力的直接具体化形式。在几十年间,盖茨使得数百万的知识劳工投身于其私有化和控制的一般智力形式之中,通过收取租金,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今天现实难道是,知识劳工再也不是与他们劳动的客观环境相分离(他们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等等)了吗(这曾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之异化)?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与他们工作的社会场域,亦即一般智力相分离——因为一般智力实际上是由私人资本所中介。

 

自然资源呈现出同样的场景。对于它的剥削成为了今天租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谁(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西方国家)可以拥有这些租金的持久斗争。极端讽刺的是,为了解释劳动力(在生产期间,这些劳动力在其价值之外生产剩余价值)和其他商品形式(这种商品的价值在其使用中被消耗,因此并不包含剥削),马克思提到了原油这种平凡的商品(这种商品正是在今天作为暴利的来源)。显然,将原油价格的上涨或下跌与生产成本或者被剥削劳动的价格之起伏关联起来,是毫无意义的——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购买原油所付出的价格正是我们付给这些资源所有者的租金,因为这种资源是稀缺且限量供应的。

 

似乎,生产过程中的三种要素——智力筹划和布局,物质生产和原料的供应——越来越自动化(autonomized),呈现出三种相互分离的领域。在其社会影响中,这一分离以一种今日发达国家之三种主要阶级的伪装出现。精确的是,这并非阶级(classes)而是工人阶级的三个组成部分(three fractions of working class):知识劳工,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以及被抛弃者(失业者或者在平民窟和其他公共场所夹缝中生存的人)。工人阶级因此被一分为三:每一个部分拥有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知识劳工中的受启蒙的享乐主义和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工人阶级中的民粹-原教旨主义,以及被抛弃者中更为极端的、诸种独一性形式(singular forms)。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这一三元组恰好就是普遍(知识劳工)-特殊(体力工作者)-独一(被抛弃者)这一三元组的精确模型。这种发展进程的最终结果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的逐渐解体。通常,在这一公共空间之中,三个部分可以相互关联,并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此作为他们失去之补充。在这三个部分之中,身份认同政治取得了一种具体的形式:知识劳工中的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认同,工人阶层中的倒退的民粹-原教旨主义认同,被抛弃者中的自发的、半非法组织(犯罪团伙,宗教派系,等等)认同。他们所共享的是对于一种特殊身份的追求,以期作为其失去的普遍公共空间之替代。

 

因此,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被一分为三:每一个部分都反对其余两个部分:知识劳工充满了文化偏见,鄙夷粗鲁的体力劳动者;劳动者对于知识劳工和被抛弃者抱有民粹式的仇恨;被抛弃者与整个社会相对抗。过去的宣言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今天显得更为迫切:在这一后工业资本主义新境况之中,工人阶级三部分的成功联合已然是其胜利的重要标志。

 

 

译自:Slavoj ?i?ek: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Costas Douzinas & Slavoj ?i?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Verso, 2010,pp. 209-226.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品○●○●

“导读”系列衍生的一个图书品牌

拜德雅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

○ 豆瓣小站和小组 ●

http://site.douban.com/264305/(拜德雅小站)

http://www.douban.com/group/guides/(拜德雅小组)


○●○●

欢迎点击

自定义菜单:“○踪迹●—>○拜德雅●笔记簿”

浏览历史文章


 微信原文